死屋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形成。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

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会沙皇王朝的忠诚。

18世纪，伴随着俄国沙皇权力的集中，越来越多的群体成为被流放的对象。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俄国的乡村。一旦被查出无法出具证件便会被当做农奴和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壁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并且在政治上持批判意见的思想家也开始被流放，因为写作了批判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书籍，作家拉吉舍夫被判流放十年，他可以被视为是后世思想反叛者的先驱。

除此之外，俄国在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刑罚工厂仍然面临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试图向帝国各地的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授予行政流放的权力。1736年，工厂、矿山和冶炼厂的私人所有者及国有工厂的经理获得了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的权力。农奴主也可以摆脱那些不顺从、不中用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农奴。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的被动伤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的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的人符合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

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死屋手记》（1862年）

如果说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没有从身体上消灭十二月党人，那他们也是在努力从政治上消灭十二月党人作为俄国精英阶层的宪制改革代表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消灭，因为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十二月党人被支持者崇拜，他们的道德权威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增长，在他死后他们则将鼓舞下一代激进人士